9月下旬宏盈国际，周恩来在南昌行营的情报网里获得一条极其机密的消息：国民党方面已经下令发动对苏区的最后一轮围剿。此时中央苏区只剩下像瑞金这样的极小据点，若继续硬拼，守住中央苏区已无可能。于是必须放弃中央苏区，进行一次战略大转移，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征。
对于李德的错误指挥，刘伯承感到既愤慨又无奈，和彭德怀一样深感痛心。长征出发前，他对红五军团的官兵们说：“这次反‘围剿’不能算打仗，应该算‘挡仗’。敌人不叫打仗，叫‘滚仗’。他们靠着强大的兵力和现代化的装备，像一块会滚动的大石头压过来，我们却还得用人去挡，肯定要吃亏！”这番话虽然刺耳，却道出了形势的严峻。
红五军团的主体，是在宁都起义时并入红军的原西北军的一支部队，作风顽强。自离开中央苏区起，这支军团就担任撤退中的后卫任务，保护着其他部队、骡马和辎重，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。
主力红军一旦发现突围转移，陈诚指挥的十八军各师因要继续执行“清剿”任务，没来追击，实际承担追击任务的是薛岳指挥的第五军。第五军只有两师，兵力并不强，但此时红军士气低落、战术僵化，便处处采取被动避战、边打边退的方式，像乞讨的人在旷野里被追打一样。
展开剩余51%若说能快些撤退，理论上也并非完全不可能——但现实却并不简单。原因之一，是从苏区带出的物资极多，坛坛罐罐、锅具和日用器物堆积如山，单靠挑担就有三千多副，负担极重，行军速度自然下降；再加上沿途多是山路沟壑、羊肠小道，队伍常常只能在一个山坳过夜，疲劳不断累积，行动变得拖泥带水。
相比之下，红五军团则选择了较为轻装的前进方式，走的是大路，速度要快得多。尽管刘伯承和红五军团长董振堂使出浑身解数，想要彻底摆脱追兵，仍然十分困难。
追兵在后、前方又有封锁，长征路上经过的各省都设下封锁线。幸而地方诸侯多半只是应付差事、出工不足，红军还是陆续突破了前三道封锁线。
临近第四道封锁线，也就是湘江封锁线时，蒋介石在严令督促下，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加大了攻击力度。红军在此轮大战中伤亡惨重，尤其是第五军团作为后卫，奋战尤为艰苦。最终，作为后卫的红34师被困在湘江东岸，整支部队最终全军覆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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